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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技法上讲，剪纸实际也就是在纸上镂空剪刻，使其呈现出所要表现的形象。中国劳动群众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中，将这一艺术形式锤炼得日趋完善。
形成了以剪刻、镂空为主的多种技法，如撕纸、烧烫、拼色、衬色、染色、勾描等，使剪纸的表现力有了无限的深度和广度。细可如春蚕吐丝，粗可如大笔挥抹。其不同形式可粘贴摆衬，亦可悬空吊挂。
由于剪纸的工具材料简便普及，技法易于掌握，有着其它艺术门类不可替代的特性，因而，这一艺术形式从古到今，几乎遍及我国的城镇乡村，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，及赞美。
在人类的童年时期，艺术本没有“民间”与“非民间”之分的。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，社会阶层、职能分工的出现，形成了相对于“宫廷艺术”和“文人艺术”而言的“民间艺术”这一历史的概念。
不同品类作品体现着不同阶层的审美标准，应是相互间分界的根本。就剪纸而言，并非凡是用纸剪刻的作品都可谓之“民间剪纸”。历史上不乏有应贵族市民阶层节日习俗需求而专营剪纸的艺人，也不乏文人画家为艺人绘稿、或专业艺术家运用剪纸技法创作的例证。
这类作品与劳动群众为自己而创作的作品有着质的区别，多已脱离劳动者的审美本色，也不可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。有的作品虽也在某些地区流传，但最终必将因为并非民众自己的创造而在变异中面目非。
即使在今天，许多地区的群众性美术创作活动中出现的剪纸作品，也不能与民间剪纸混为一谈。群众性创作活动也可以采用民间剪纸的形式，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，继而在民间流传，但其创作目的往往已脱离自身生活的需要，甚至是表达辅导者的意图。二者之间虽有密切联系，但不是一个概念。
民间剪纸之所以能够历经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，而不失其纯净和清新的特质，与中国农村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它自身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互为矛盾，又互为统一的不同特性，决定了其对于不断变革侧自然选择方式，从而与宫廷艺术、文人艺术拉开了间距。
民间剪纸是附合中国民间习俗的必不可少一种艺术活动。它的存在，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。
家中有白事，窗户上不能贴得红红火火；娃娃不生病，老奶奶也不肯剪一串吊魂的小人人；用于摆衬礼品的，要看是办喜事、丧事还是做寿；一对老夫老妻的屋里如果贴上一对坐帐喜花，那肯定是年轻人的戏耍；久旱无雨，如果剪的不是求雨的“独女捣棒槌”，而是求晴的“扫天婆”，那不知要遭多少人的咒骂。这种受存在目的作用制约的依附性特征，表现在具体作品的构图处理上，也就是作品的装饰性特征。
如悬空吊挂的门笺、碗架云子之类，必须线线相连；贴在窗户上的则要求与窗格适合，并多镂空，否则迎光看去只是一个大纸片片；贴作炕围的，就最好少剪零碎花纹，否则时间长了很容易损坏。
诸多的限制，也形成了艺术上的独特语言。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，又极力显示着自身存在过程中的独立性----即美的特性。一张剪纸，不论它用于何种场合，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贯注自己的审美感情。
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了它，它也就有了存在中的审美价值。当然民间剪纸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，对于民俗的限定不是抛离，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。因而。其存在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。
这种艺术上的独立性，正随着社会变革和旧民俗的逐渐消失而渐趋明显。
从绝对意义上讲，任何艺术创造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纯属个人的产物。人的社会属性，使之必然地反映着一定阶层的艺术趣味。而个性，只是在集体，或传统基础上的发挥。
民间剪纸的集体性特征，明显表现在其作品的最后归属上。作品不再是作者个人的私有，而属于整个社会和集体。因而它的最终面貌，必定是直接集中了群众的智慧，融汇千百人艺术才能和审美喜好的产物。
特别是一些已流传千古状态凝固的作品，是经过许多代人的反复雕琢和修改才基本定型，而被普遍承认、流传和保存。如《车马图》、《织布图》，其作品原型如何，已无法细究。在各地均有流传的类似作品，其面貌大相径庭，就很难说哪一件作品完是某一位作者自己的创造。
那么，形成集体性的一个重要成因，则应该是民间剪纸的匿名现象。民间艺术与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不同，作品既不标明作者的名字，也没有个人的着作权。好的作品流传于世间，一经传播便成大批临摹、变体作品的滥觞，作者就被融入“劳动者”这一群体概念之中了。